1947年,陈能宽赴美求学,仅用3年便先后拿到耶鲁大学物理冶金硕士和博士学位。1950年,他学成准备回国时,却因抗美援朝战争,被迫留在美国。直到1955年秋,中美两国达成“交换平民及留学生”协议,陈能宽夫妇排除美国政府的重重干扰和阻挠,于11月带着全家大小乘轮船毅然回国。

回国后,他三次主动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并最终成为一名共产党员。从五十年代起他“隐身”三十年,带领团队完成大型爆轰试验,做出第一颗原子弹所需的起爆元件,攻下原子弹、氢弹成功引爆的核心技术难关。1999年荣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1937年,钱三强考取留法公费生,师从约里奥-居里夫妇攻读镭学博士学位,于1946年与夫人何泽慧发现原子核新分裂法,被誉为“中国的居里夫妇”。待遇和荣誉纷至沓来之际,夫妇俩却毅然选择带着导师给的放射源回国,面对语言威胁和旅途中海关留难他没有退缩,全家辗转于1948年夏回到祖国。

为了圆自己的报国梦,钱三强于1954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的转正报告中写道“我要求党给我努力的机会,允许我转正,我保证今后向达到党员的标准努力奋斗。”他一生魂牵心系原子梦,领导建成中国第一个重水型原子反应堆和第一台回旋加速器。更是在他的调集和培养下许多科学家走上研制原子弹关键岗位,让艰难时期的新中国,五年研发出原子弹又两年八个月研发成功氢弹。1999年被国家追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1956年,闻玉梅从上海医学院毕业,并加入中国共产党。闻玉梅认为党可以把很多人的力量凝聚在一起,“有了党的组织,它可以激励我,继续前进。”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人体安全试验,她第一个往自己身上注射;抗击非典,她年近七旬仍坚持亲临一线;新型疫苗研发,她三十年磨一剑不计名利。

年近九旬的医学微生物学家,依然奋战在与病毒作战科研前沿阵地。在她的指导下,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攻关团队仅用3天,分离上海首株新冠病毒株。在研究治疗性疫苗的这么多年中,闻玉梅总是说人民群众的需求和国家的支持是她走下去的力量。因而,面对我国近九千万的乙肝病毒感染者,闻玉梅开创性地提出了“治疗性乙肝疫苗”理念。

1945年,黄旭华在交大读书期间,通过身边共产党员,逐步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1946年,他开始参与到中国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活动中,1948年冬正式向党组织递交入党申请书,并于1949年春经组织批准入党。

上世纪50年代,面对超级大国施加的核威慑,毛主席痛下决心:“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黄旭华积极响应组织号召,在荒山半岛潜心研究核潜艇,为国之重器隐姓埋名30年。在这几十年的科研生涯中,他全程参与了我国核潜艇事业从无到有的历史进程。面对国外技术封锁,他带领团队攻坚克难突破了核潜艇最关键、最重大的七项技术;深潜试验他不顾个人安危,亲自随潜艇深潜到极限。2019年隐遁30年的黄旭华获得“共和国勋章”。

1938年,王大珩赴英国伦敦大学留学,在读博士期间,成为伯明翰昌司玻璃公司专职从事新型光学玻璃开发研究的实验物理师。他认为学习到这项要害技术为祖国服务很重要,便毅然放弃学位去工作了5年。1948年,他带着自己摸索的光学玻璃原材料配方等一系列成果回到祖国。

回国后,他迅速投入到推动中国光学事业发展中,并于1978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在提交的入党志愿书中写道“为共产主义事业,努力不懈,积极工作,奋斗终身。”他也用一生践行了誓言。从第一炉光学玻璃研制、核爆与靶场光测设备研制、到参加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方案制定、再到联名提出863计划建议,王大珩始终活跃在我国光学阵地的最前沿,并且高瞻远瞩的为国家科技长远发展建言献策。1999年荣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1949年8月,卢永根在香港加入中共地下党,并受派遣回到广州。1953年他毕业于华南农学院并留校任教,后任华南农业大学校长。他保存下了丁颖院士生前收集的七千多份稻种,后来逐渐扩充到一万多份水稻种质资源。野生稻收集困难,都是他带着学生翻山越岭一株一株找回来。2000年前后,卢永根还和学生们根据文献,前往广东人迹罕至之处搜集资源。彼时卢永根已是七旬老人,山高无路,荆棘丛生,后其体力不支,由学生们架着慢慢爬上山找到宝贵的野生稻。这些稻种积累,成为我国水稻遗传育种重要基础性资源。

卢永根毕生致力于水稻遗传育种研究,他提出“特异亲和基因”新概念,发掘创建一大批同源四倍体水稻新种质,在水稻遗传领域硕果累累,并为祖国培养了许多优秀人才。2020年12月被中共中央追授“全国优秀共产党员”。

谷超豪生在多灾多难的时代,科学报国是他自幼时起就萌生的信念。1940年3月,他加入中国共产党,积极从事学生运动。1943年,由于党组织遭到破坏,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几经辗转,1948年4月再次入党。

新中国建立后,谷超豪在科研方向多次因国家的需要而改变,他常说:“我的研究有两个原则不变,一是围绕国家的总目标,二是围绕学科的发展。”从研究微分几何完成多项难题证明,到为了解决超音速绕流问题研究偏微分方程,再到开拓数学物理解决“波映照”问题、研究孤立子理论等,他的学术生涯与祖国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每当开拓一个新的研究方向,谷先生就会鼓励学生深入研究,然后转去开拓新的研究,因而培养了一大批优秀数学学者。

1945年8月,彭士禄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共产党员。1951年公派苏联学习化工机械和核动力专业,1958年学成回国。正值党中央决定独立自主研制核潜艇之际,他毫无保留地投身于潜艇核动力装置的论证和研制。在所掌握的专业知识近乎为零情况下,彭士禄带领科研人员全靠自教自学,仅靠着一台手摇计算机和拉计算尺,没日没夜地算出来了中国核动力装置的100多个参数。

就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彭士禄带领团队建造出了我国第一座核潜艇陆上模式堆,在这基础上成功研制核潜艇,让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有能力自主研制、拥有核潜艇的国家。之后,国务院“钦定”彭士禄主持广东核电站建设,而让我国核能实现和平利用,是彭士禄等核动力学家的毕生心愿。

1949年,吴孟超到第二军医大学参加工作后,先后19次递交入党申请书,直到1956年,正式成为一名共产党员。面对新中国肝脏医学长期荒芜,吴孟超主动请缨投身肝脏外科研究。当时的肝脏大手术令会输受限,吴孟超反复思考,最终受到水龙头开关启发,收获震惊医学界的 “常温下间歇性肝门阻断切肝法”。尤其是在日后吴孟超相继寻找到术后代谢规律的理论、创立“中肝叶切除”手术等多项理论与技术创新,再配合这种切肝法,我国肝癌手术成功率竟高达98%以上。比起创造奇迹吴孟超更看重救治生命。他说“我最大的幸福就是倒在手术台上。”

1944年,张丽珠赴美留学,1951年回国后,参与创建北医三院,并长期领导该院妇产科工作。在1960年和1980年两次向党组织提交入党申请,并最终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入党后,她立足国内条件,因地制宜自主开展试管婴儿研究,先后通过技术创新解决取卵和胚胎移植问题。在胚胎移植经历连续12次失败的情况下,于1987年第13位受试者取得成功;次年3月10日,我国大陆首例试管婴儿诞生。

这个重大突破对于张丽珠及其团队远不是终点。她继续开展相关研究,不断创新IVF-ET(体外受精-胚胎移植)各环节技术。而这些研究也带动了我国遗传学、免疫学、早期胚胎学的发展,与此同时标志着我国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达到先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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